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是什么，简写不少与100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抗日之民兵崛起(民兵抗日之最强民兵)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反共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x0dx0ax0dx0a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x0dx0ax0dx0a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x0dx0ax0dx0a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x0dx0ax0dx0a正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x0dx0a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于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这一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政府为进一步表达与美方会谈的诚意，决定先释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作出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美国代表约翰逊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x0dx0ax0dx0a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的署名就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后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当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x0dx0a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给约翰逊正面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x0dx0a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9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钱学森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

6年级上册19课 钱学森 供参考

抗战后失去山西，只剩下4万残兵的阎锡山，是如何重新崛起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位于华北的山西也成为日寇的重点进攻对象，因此，老巢面临威胁的阎锡山再也在三个鸡蛋上跳不成舞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儿，也基于民族大义，阎锡山率领晋绥军与日寇战争展开浴血奋战。

然而，由于装备、后勤、补给、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晋绥军虽然在忻口会战中展示出了顽强的作战意志，但是，山西全境依然基本沦陷，晋绥军也在多场惨烈的战役中损失惨重。

当1938年阎锡山退往晋西地区时，阎锡山的情况有多惨？

他赖以维持对于山西统治的晋绥军，由巅峰时期的20余万下降到只剩4万多人，阎锡山的地盘，从山西全境的105县，只剩下晋西的7个县。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本就与阎锡山离心离德的傅作义，率领35军到达绥远，并彻底阎锡山分道扬镳。

而即便是晋绥军所剩的4万残兵败将之中，也出现军心不稳的情况：屡次战败之下，晋绥军上下普遍士气低迷，同时，由于傅作义和陈长捷的先后离开，也使得晋绥军高级将领之中人心惶惶。

再加上八路军、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革命精神影响，阎锡山第1次发现，他一手建立并掌控了超过20年的晋绥军，居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除此之外，山西全境沦陷后，失去了财源和太原兵工厂之后，晋绥军的待遇和装备也大不如前。

根据1940年阎锡山的反应，他领导的第二战区部队，所能领到的军饷还没有国民政府规定标准的1/4。再加上此时山西新军的蓬勃发展，山西新军的人数已经超越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客观上对旧军晋绥军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之下，阎锡山认为，如果再不整顿晋绥军，加强对于晋绥军的控制，他可能从此彻底失去晋绥军和山西。因此，精明的阎锡山开始多管齐下。

第一，阎锡山试图将已经发展至5万，并仍在蓬勃发展的山西新军彻底纳入掌控之中。山西新军是抗战初期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发展的抗日武装力量。

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山西新军，由于共产党的实际领导和坚定的抗战意志，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也在战斗之中越战越强。到1939年时，山西新军已经发展成40多个团、5万余人的兵力。

也就是说，此时的山西新军人数居然已经超越了阎锡山的晋绥军。而且，这一支战斗意志高昂、战斗力强劲、且有民众普遍支持的部队，发展潜力显然远大于旧军晋绥军。

最关键的是，由于山西新军并非被阎锡山完全控制，如果继续放任山西新军的发展，对于阎锡山而言，很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等山西新军彻底超越晋绥军之后，阎锡山甚至有彻底失去收回山西省的可能。

所以，出于对八路军的忌惮和嫉妒，也眼馋山西新军这一支高达5万余人的精兵强将，阎锡山决定让山西新军彻底归入其麾下。因此，1939年12月，阎锡山利用自己对于牺盟会的领导权和在山西新军中安插的大量旧军官，发动了旨在夺取山西新军领导权的晋西事变。

然而，阎锡山的这一图谋并没有如愿以偿，由于早有准备，再加上军民的 共同支持，山西新军之中虽然有大量的旧军官，但除了山西新军三纵队数千人被阎锡山的旧军官拉走并归入晋绥军序列之外，其他大部分山西新军正式的归入八路军麾下。

第二，加强对于晋绥军的控制，增强晋绥军的凝聚力。在谋算山西新军不成之后，阎锡山知道，自己所能凭借的有且只有他一手建立的晋绥军了。

然而，此时阎锡山面临的困局不仅仅是物资匮乏、地盘狭小，更要命是晋绥军的涣散和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想继续维持和加强晋绥军，阎锡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阎锡山决定学习八路军，在重视政治教育的同时，在晋绥军系统内部建立一个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就是阎锡山所建立的“铁军”和“铁血团”。

铁军，顾名思义，就是阎锡山希望将自己的晋绥军打造成一支钢铁一般的军队。因此，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整军委员会，作为铁军的公开最高机构。

同时，又在晋绥军系统内部，从低级军官到高级将领建立一套组织严密的铁军组织。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阎锡山的铁军组织还直接发展到了普通士兵，从而在晋绥军系统中成立一套从上而下、遍布军队各个角落、只效忠于阎锡山的组织，极大的加强了晋绥军的凝聚力和阎锡山对于军队的控制。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不断的举办各种训练班，加强军官的军事素养和对于阎锡山本人的忠诚。除了在军事上成立铁军组织之外，在政治上，阎锡山也并没有丝毫放松。

阎锡山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不但授予这个组织领导山西牺盟会及其他一切民众救亡团体的领导权，同时，在将这个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分会遍布山西各区县后，还赋予这个组织密报、检举之权，从而极大地加强了阎锡山对于地方的控制。

而且，即便是在军队之中，阎锡山也没有放松政治教育。他充分学习八路军对于政治学习的重视程度，一改国民党军队重军事、轻政治的作风，阎锡山规定，在晋绥军之中，政工主官和军事主官是平行的，谁也没有领导对方的权利。

同时，在晋绥军中，如果没有加入同志会或铁军组织，就根本没有被提拔的可能。正是通过军事和政治的双管齐下，阎锡山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大大加强，晋绥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有了不小的的提升。

第三，通过兵农合一的方式，解决了晋绥军的兵源问题，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阎锡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底牌，到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的所能控制的区域更只剩下了7个县和16个不完整的县。

当时，阎锡山所能控制的狭小贫瘠土地，人口只有91万，壮丁不过30万。凭借这么小的地盘去供养数十万人的军事人员和公务人员，本身就已经极为困难，而且，阎锡山的晋绥军由于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还有补充军队的迫切需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阎锡山创造了“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从而解决了晋绥军兵员匮乏的问题。什么是兵戎合一呢？根据阎锡山的规划，就是将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壮丁每三个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采用“自愿”的原则，一个人成为常备兵，也就是晋绥军之中服役。

但是，成为常备兵之后，家中的田地自然就无法耕种，这时，这个兵农互助小组的其他两个人就派上用场了，另两个人被称为国民兵，他们负责在家种田或做工优待同组去当常备兵的那个人。

当常备兵的服役期是三年，三年期满之后，常备兵转为国民兵，而这个兵农互助小组的其他两个人就要选一个人转为常备兵。

通过这样的方式循环，一方面实现了阎锡山“无人不当兵”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当兵过程中士兵土地无人耕种家庭无人照顾的困局。虽然这个兵农合一的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也极大的加强了晋西地区人民的负担。

但是瑕不掩瑜，这样的征兵制度确实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阎锡山兵员匮乏的问题。从而支撑阎锡山熬过了最艰苦的8年抗战。

第四，与日寇谈判妥协，为晋绥军赢得了喘息之际。抗日战争是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和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农业国中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双方处于的局面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中国军民曾浴血奋战，但由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抗战战场上却往往胜少败多，阎锡山自然也不例外。在失去几乎整个山西之后，阎锡山几乎面临覆亡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一贯将自己的利益摆在第1位的阎锡山，相比坚决抗战且十分难缠的八路军，显然更有被日寇拉拢的价值。

所以，日寇在停止全面进攻之后，开始向阎锡山示好：一方面，阎锡山被允许从日本控制的地区招募壮丁扩充晋绥军，另一方面，日寇也开始给阎锡山许诺了诸多条件。

在这种情况之下，阎锡山为了求存，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意与日方接触并谈判。1940年11月，阎锡山曾派遣自己的心腹赵承绶到孝义白壁关与日方谈判。阎锡山在谈判的会议上提出了“先给晋绥军装备30个团，所需兵员、装备、粮食等所有费用均需日方供给”的条件。

1941年9月11日，赵承绶还代表阎锡山与日方签订了《日本军与晋绥军的基本协定》。这个协定甚至达成了“日方帮助阎锡山扩军30万”的协议。

然而，由于日方并没有兑现诺言，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也深知当汉奸的严重后果，再加上阎锡山本身也没想当汉奸，而是对于日方心存利用，因此，虽然阎锡山与日本多次谈判，屡屡站在成为汉奸的边缘，但是晋绥军从未投降。不过，对于阎锡山而言，对日谈判确实极大的缓解了日军对于晋绥军的压迫，从而给晋绥军以喘息之机。

第五，则是通过节衣缩食、艰苦朴素的方式熬了过来。被迫退往晋西之后，面临极大困境的阎锡山，为了熬过这段艰难岁月，开始在极限所居住地发起了一场克难运动。

他规定：晋绥军上下一律过艰苦朴素的生活，无论军官还是士兵，每人每年只有单衣、两套棉衣，同时，发动群众织布。而在饮食方面也改为一日两餐，所能吃的也只有馒头、稀饭、白菜、豆腐最常见蔬菜等。

正是通过这种艰苦堪比延安的生活，让阎锡山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并最终通过种种手段，将只剩下4万余残兵败将的晋绥军重新发展成一支人数超过10万的军队。而这也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绥军抢占山西多地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1.6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2.2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18.62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4.6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1.1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18.17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46.9万（含华南游击队0.45万）；1944年为50.7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2.3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12.5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52.7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子午岭精神内涵

“子午岭精神”是指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午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种革命精神。它包括为人民服务、自我批评、团结互助、对敌斗争等多个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

首先，“子午岭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政治和精神需求。这种服务是无私的，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其次，“子午岭精神”要求我们进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是对自己的思想、言行和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它强调真诚、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对自身不足和错误的认真纠正。

第三，“子午岭精神”强调团结互助。在团结方面，它要求每个人要时刻保持团结、协作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从全局出发；在互助方面，它鼓励人们相互扶持，互相支持和鼓励，携手困难，共同向前。

最后，“子午岭精神”强调对敌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它强调要用斗争的方法、坚强的意志来解决问题，同时保持对敌人的高度警惕，始终保持一种革命斗争的态度。

总之，“子午岭精神”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革命精神，它包括为人民服务、自我批评、团结互助、对敌斗争等多种方面，要求我们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保持真诚谦逊的态度，用革命精神推动事业的发展。

子午岭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培育的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它植根于长征途中的艰辛和困难，涵盖了无数英雄志士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奋勇向前的精神品质。

具体来说，子午岭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强调坚定的革命信仰。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面临着极大的艰难险阻，但他们始终坚信革命事业的正确性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子午岭精神强调坚韧不拔的毅力。红军在长征途中面对种种困难，不为所动，永不言败，坚持不懈地向前进。再次，它强调战斗力。红军在草地上与饿狼搏斗，在连绵的山林里与自然环境抗衡，在敌人的追捕和围攻中进行顽强的战斗，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最后，子午岭精神强调团结协作。长征途中，红军内部实行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总的来说，子午岭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你好，子午岭精神是指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成功穿越了四万余里的险峻山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坚定信念、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其内涵包括:

1.革命意志的坚强。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坚定的有革命的信念与意志，不能动摇、半途而废。

2.革命斗争的坚持。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革命者都必须坚持不懈，奋勇向前，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3.英勇无畏的精神。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艰苦，必须要有英勇无畏的精神去面对和克服。

4.顽强拼搏的意志。革命斗争中的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要用顽强拼搏的精神去克服。

5.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勇往直前的决心。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央红军能够发扬拼搏精神，坚定信仰，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以革命事业为生命的精神风貌。

子午岭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攀科学高峰的一种精神，来源于1955年10月在子午岭西麓的吕梁地区一带开展的昆仑山综合考察和“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科学研究方法的讨论。这次考察和讨论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破了封闭和迷信的藩篱，掀起了一场推崇实践，尊重经验，探索真理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午岭精神代表着中国科学工作者要始终坚定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风貌。

子午岭精神强调做科学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将实践和经验摆在第一位，团结一心，不畏艰难，集思广益，勇往直前，艰苦创业，勇攀科学新高峰。

子午岭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开展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

具体来说，子午岭是云南一条纵向山脉，中共中央曾在此处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长达10年的游击战争，以此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革命者表现出顽强的毅力、非凡的胆识和顶天立地的志气，形成了子午岭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面对敌人时的英勇无畏，更表现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依然能够坚持信仰，探索新路、创新思路。

子午岭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最独特的精神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今天，子午岭精神仍然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卓越的重要参照，能够激励我们保持一颗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永不言败。

子午岭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它是一种以坚定的信念、坚定的行动、不畏艰辛、不断进取的精神。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勇气和毅力、勤奋和团结、敢于担当和抗争。

子午岭精神强调不畏艰辛，勇往直前，不断前进，不断超越，克服困难，勇于接受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面对困难，不被外界压力所屈服。

子午岭精神强调团结奋进，团结协作，把各方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实现共同的目标，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携手共进。

子午岭精神强调抗争，勇敢担当，无论是自身的权利还是民族的尊严，都要积极抗争，守护自己的利益，不畏艰难，坚持到底。

总之，子午岭精神是一种以坚定的信念、坚定的行动、不畏艰辛、不断进取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具体体现，并在中国历史上印证了其价值。

子午岭精神是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精神，它代表着革命军队顽强不屈、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191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秋收起义取得了成功，但随后革命军队却被敌人击溃，不得不进行长征。途中遇到了连绵的山脉——子午岭，其中最高峰海拔达到了3800多米，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革命军队迎难而上、越过了高山，体现了“不怕艰苦，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同时，他们能够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斗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退缩，这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就是子午岭精神的本质。

子午岭精神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学习子午岭精神，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地走向成功。

子午岭精神是指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下，砥砺意志、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这一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团结协作。当时的中国军队经历了长期的内乱和战争，士气低落，组织松散。然而，在子午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十分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共同战斗。他们紧密配合，相互搀扶，共同完成任务。

第二，无私奉献。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维护国家尊严，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中。子午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在长达16天的战斗中，顶住敌军猛烈攻势，毫不退缩，最终赢得了胜利。

第三，坚韧不拔。在恶劣的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毅然决定坚持到底。他们面对敌人的层层包围和顽强抵抗，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战胜了敌人。

总之，子午岭精神是中国军人的一种宝贵财富，具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一直激发着中国人民军队，并且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子午岭精神是指中国红军长征时期在贵州省遵义市附近的子午岭地区，经过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战略指挥和全体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最终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胜利突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子午岭精神的内涵包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信念，勇气和毅力，顽强的斗争精神，团结协作和互助互爱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担当等。这些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和福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于国民党抗战的电视剧有哪些？？？？、

1、《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由康洪雷执导，段奕宏、张译、张国强、邢佳栋等领衔主演。就一部揭示国民惰性的经典著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非等到国破山河才懂得崛起，一部唤醒人物心灵的剧作。

该剧改编自兰晓龙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1942年期间中国各地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承受战争苦难的故事。2009年3月5日，该剧在江苏、云南、东方三家卫视同步上星播出。

2、《远去的飞鹰》

《远去的飞鹰》是由华谊兄弟天意影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通化市人民政府和北京野尘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抗战传奇电视剧，由花箐执导，中夙编剧，朱亚文、姚笛、郭伊娜领衔主演。

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人物改编，讲述了民族空军英雄高志航带领中国第一代空军英勇抗日的传奇故事。2011年5月在地方台播出，9月16日于辽宁、吉林、四川、东南四家卫视播出，2012年该剧获得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并在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中斩获三项大奖。

3、《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由董亚春、杨军执导，由演员黄志忠，张丰毅，柯蓝，李玥等主演。，讲述讲述了200师和新38师两支传奇之师为代表的中国远征军在同古战役、仁安羌战役、野人山大撤退、滇西大反攻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悲壮经历。

4、《民兵葛二蛋》

该剧由韦大军任总导演、林柯执导、黄渤，高虎，童瑶，阎娜，汤晶媚，王迅、耿长军联袂主演，该剧的故事发生于1943年，黄渤饰演的葛二蛋与高虎饰演的麦子曾是患难兄弟，也曾同仇敌忾，可是不同的人生观使两个人踏上了愈行愈远的人生道路，他们转战相同的战场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5、《无名者》

抗战初期，共产党安排外科医生钱之风通过“假叛变”潜入汪伪情报机关。成功打入后，钱之风一面与敌人周旋获取情报；一面与同样潜伏于汪伪中的神秘女子韩彩衣斗智斗勇。阴差阳错之下，两人不得不在敌人眼皮底下假扮夫妻，钱之风也同时发现了韩彩衣的真面目――为重庆工作，却身不由己。

1、《民兵葛二蛋》

该剧由韦大军任总导演、林柯执导、黄渤，高虎，童瑶，阎娜，汤晶媚，王迅、耿长军联袂主演，该剧的故事发生于1943年，黄渤饰演的葛二蛋与高虎饰演的麦子曾是患难兄弟，也曾同仇敌忾，可是不同的人生观使两个人踏上了愈行愈远的人生道路，他们转战相同的战场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2、《无名者》

抗战初期，共产党安排外科医生钱之风通过“假叛变”潜入汪伪情报机关。成功打入后，钱之风一面与敌人周旋获取情报；一面与同样潜伏于汪伪中的神秘女子韩彩衣斗智斗勇。阴差阳错之下，两人不得不在敌人眼皮底下假扮夫妻，钱之风也同时发现了韩彩衣的真面目――为重庆工作，却身不由己。

3、《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 由康洪雷执导，段奕宏、张译、张国强、邢佳栋等领衔主演。就一部揭示国民惰性的经典著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非等到国破山河才懂得崛起，一部唤醒人物心灵的剧作。

该剧改编自兰晓龙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1942年期间中国各地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承受战争苦难的故事。 2009年3月5日，该剧在江苏、云南、东方三家卫视同步上星播出。

4、《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由董亚春、杨军执导，由演员黄志忠，张丰毅，柯蓝，李玥等主演。，讲述讲述了200师和新38师两支传奇之师为代表的中国远征军在同古战役、仁安羌战役、野人山大撤退、滇西大反攻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悲壮经历。

5、《中国兄弟连》

该剧讲述了1937年日本侵华时期，国民党和新四军两支连队为了营救机要人员，在装备悬殊极大的情况下，奋死与日寇周旋，最终同归于尽的故事。该剧于2008年5月1日在重庆卫视播出。

1、《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 由康洪雷执导，段奕宏、张译、张国强、邢佳栋等领衔主演。就一部揭示国民惰性的经典著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非等到国破山河才懂得崛起，一部唤醒人物心灵的剧作。

该剧改编自兰晓龙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1942年期间中国各地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承受战争苦难的故事。 2009年3月5日，该剧在江苏、云南、东方三家卫视同步上星播出。

2、《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由董亚春、杨军执导，由演员黄志忠，张丰毅，柯蓝，李玥等主演。，讲述讲述了200师和新38师两支传奇之师为代表的中国远征军在同古战役、仁安羌战役、野人山大撤退、滇西大反攻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悲壮经历。

3、《十一公里》

《十一公里》是2011年8月13日湖南电视剧频道播出的抗战题材电视剧。由陈旺林、丁嘉蓝、冯砚、王伯昭主演。

根据历史纪实小说《血战嘉善》一书改编而成。该剧讲述的是1937年11月“淞沪抗战”的最后阶段，为防止上海沦陷，七千湘西子弟在师长顾家齐的率领下，在嘉善境内以落后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与日军殊死血战的故事。

《十一公里》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128师一段真实的故事。这支国民党的128师，是由湖南省凤凰县的农民、土匪、少数民族等组建起的一支杂牌军，原编称34师，共有七千余凤凰民众。

4、《远去的飞鹰》

《远去的飞鹰》是由华谊兄弟天意影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通化市人民政府和北京野尘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抗战传奇电视剧，由花箐执导，中夙编剧，朱亚文、姚笛、郭伊娜领衔主演。

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人物改编，讲述了民族空军英雄高志航带领中国第一代空军英勇抗日的传奇故事。2011年5月在地方台播出，9月16日于辽宁、吉林、四川、东南四家卫视播出 ，2012年该剧获得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并在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中斩获三项大奖。

5、《血战到底之壮丁也是兵》

《血战到底之壮丁也是兵》是北京天瑞派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永洲影视有限公司、成都乐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抗战剧，刘涛执导，奇道、徐翠翠 、斌子、姜寒、陈创、王迅等主演 。

该剧以川军出川抗日为背景，讲述了北路川军一路拼杀、血溅沙场这段极具张力和戏剧色彩的一段历史故事 。该剧于2015年1月2日在黑龙江影视频道首播。

正面战场的国军抗战电影或者电视剧太多了有.血战台儿庄.七七事变.铁血昆仑关.喋血孤城.南京南京.三毛从军记.逐日英雄.喋血孤城.血战长空.中天悬剑.血战到底.弹孔.十一公里.血战南宁.兵临绝境.雄魂.大捷.喋血黑谷. 台湾的英烈千秋.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

《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两部纯国军抗日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滇西1944》《中国兄弟连

于震演的火线 保安团扛着马克沁 和鬼子干的 场面比较大 不知道算不算，历史的天空 也是啊 老蒋和鬼子空战的 大刀也是啊 其他的 上面的朋友已经介绍了 中国远征军，正者无敌，中天悬剑，我的团长我的团 川军团血战到底 这些都是写国军正面抗战的 场面比较大了

《中天悬剑》、《川军团血战到底》

还有《七七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