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复位之后，曾进行了哪些革新？又给帝国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给刚刚进入成熟期的明帝国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在这场北伐战争中，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折损了几乎全部的精锐主力部队，自己也被瓦剌所俘虏。不过好在不久之后，明英宗就得到了释放并得以回到京师，只不过此时皇位已经易主。

列传革新战争 列传革新战争角色有几个

公元1457年，明英宗在心腹亲信的辅佐下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将明代宗赶下皇位并夺回大宝。那么二次继位的明英宗，曾对明帝国进行过哪些改造，天顺年间的明帝国又出现了哪些新气象呢？

夺门之变过后，在帮助明英宗恢复帝位过程中立下重大功勋的宦官曹吉祥和武将石亨立刻成为政坛上的核心人物。明英宗为褒奖二人的拥立之功，对曹石二人及其家眷广布恩德，朝中大多核心官职也被二人及其家族垄断。

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在尝到权力所带来的滋味后，二人不断做出越轨的行为。起初二人也仅仅是在暗中操控政局和行政系统中的人员调动，但到后来已经敢于在皇帝面前擅权行事，这也引起了明英宗的警惕。

在此后的时日里，明英宗一面安抚曹石二人，一面密令锦衣卫暗中调查二者贪赃枉法之事。不久之后，二人及其在朝中的羽翼皆被铲除，天顺一朝的政治逐渐清明起来。

在明英宗正式对曹石二人痛下杀手之前，曾多次容忍二人的各种放肆行为。每当明英宗想以僭越等罪名惩治二人时，都会想起当年的夺门之变，便再无怒气可言；而曹石二人正是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屡屡犯上。 到了后来，石亨甚至敢于携带兵器面见皇帝并要求皇帝应允自己的"请求"，这已经和赤裸裸的威胁没有什么区别了。

曹石之乱被平，不仅没有让明英宗背上"忘恩负义"等"恶名"，反而得到了满朝文武的称赞，明英宗先前担心自己会因为罢黜二人会遭到群臣鄙夷的情况也并没有出现。 由此可见，明英宗在经历过诸多磨难之后还是有些优柔寡断，少了些帝王必备的果断。

自洪武年间开始，明太祖就对货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禁止使用金和银这两种硬通货作为交易的媒介，规定以大明宝钞和普通铜钱为合法的流通货币。对此，《明史·志·食货》中曾有相关记载：

明太祖本想借助发行纸币的方式来缓解对铜矿的强烈需求，但是由于明廷并未掌握系统的、成熟的货币调控体系，导致大明宝钞在没有本位货币的支撑下快速走向崩溃，即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为此，明廷开始尝试着放松对货币的管控，直接导致白银开始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黄金和白银的回归，让商业秩序和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同时，明廷也将赋税的征收折合成白银收取，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白银交易的普及，对刺激明代商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需要额外提到的是，其实在正统初年时（明英宗被俘虏之前所使用的年号）明廷就已经开始逐渐放松了对货币体系的关系。虽然这个放松的过程较为缓慢，但明英宗在夺回政权之后却并没有快速遏制，反而继续缓步推行新的货币政策。 因此，明英宗在刺激明代走向商业繁荣这个问题上还是立有一定的功勋的。

公元1464年，明英宗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在其濒死之际，曾嘱托旁人在遗诏中加入了废除殉葬制度的内容。在他死后，任何嫔妃不得陪葬，后世子孙也不得再行此项制度。

至此，自夏商周开始、至元达到巅峰、明代仍沿袭之的殉葬制度被废除。不过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明英宗的遗训只有后世明皇一直遵行，到了清代殉葬制度又再次死灰复燃了。

毋庸置疑的是，殉葬制度是中国古代各项封建制度中的糟粕之首。 当然，以活人殉葬这种制度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古代，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但是很难想象，在古代中国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之时，竟然还保留着这种自原始 社会 开始就出现的落后制度。 更难想象的是，直到明代中期之前，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仍然还很顽强。

基于殉葬制度的 历史 和延续时间来看，废除该制度的明英宗也确确实实配得上"英宗"这个庙号。由于明朝历代帝王皆以祖训为重，因此直至明末殉葬制度也一直都没有复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对于明英宗的评价，后世一直都是褒贬不一。有声音认为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役中的失误，直接导致了明帝国逐渐走向衰亡；也有声音认为，土木堡之变只是明英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而已，其功绩总的来说还是看得过去的。

总的来说，后世对于明英宗的负面评价和还是要比积极评价多一些，这也是正常现象。纵观明朝发展 历史 ，确实在英宗一朝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虽然后来的明皇曾使帝国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但如果没有这次战乱，或许明代可以进入更加辉煌的阶段。

但不管怎么说，单凭明英宗废除了殉葬制度这一项，他就有资格在死后享受明朝皇室的香火供奉。毕竟在他的一纸诏书下达后，使无数的生命免遭苦难。而清代的康熙帝虽然也曾严令禁止启用殉葬制度，但却一直无法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二者对比，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明史·志·食货》

【2】《明史·列传·宦官》

《宋史》卷四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韩溥 鞠常 宋准 柳开 夏侯嘉正 罗处约 安德裕 钱熙

高頔字子奇，开封雍丘人。后唐清泰中举进士，同辈绐之曰："何不从裴仆射求知乎?"时裴皞以左仆射致仕，后进无至其门者。頔性纯朴，信其言，以文贽于皞。明年，礼部侍郎马裔孙知贡举，乃皞门下生也。皞以頔语之，遂擢乙科，四迁魏博观察支使。

周显德中，符彦卿奏署掌书记。时太宗亲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彦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后随彦卿镇凤翔，会诏留彦卿洛阳，頔复为天雄军掌书记。后以病免，居于魏。

雍熙二年，太宗亲试贡士，頔子南金举学究，自陈曰："臣父年八十四，尝佐使幕，久已罢职，家贫无以存养。愿赐一第，庶获寸禄，以及老父。"上问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对，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弥厉，甚为搢绅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尝与朕游处，迨逾旬月。晨暮对案饮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谨盖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烦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补阙致仕，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頔有清节，力学强记，手写书千余卷。彦卿待之甚厚，或过致优给，頔计口受费，余皆不纳。彦卿左右多肆贪虐，民不能堪，及彦卿罢镇，其故时将吏、宾客皆心愧，无敢复游魏者。惟頔清苦守法，魏人爱之。在魏三十年，无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马老，以糜饲之。仆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时称其长者。

次子鼎，举进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阳人。周显德中举进士。度工于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时翰林学士申文炳知贡举，枢密使王朴移书录其句以荐之，文炳即擢度为第三人。释褐永宁县主簿。

累迁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迁绛州团练使，十年不调。度在歙州，尝以所著诗刻于石，有中黄门得其石本，传入禁中，太宗见之，谓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对于便殿，与语甚悦，擢为虞部员外郎、直史馆，赐绯。端拱初，籍田毕，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国信副使，上赐诗以宠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军传舍，年五十七。

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以上所赐诗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之句，遂题为《奉使南游集》，未成编而亡。

弟康亦善诗，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韩溥，京兆长安人，唐相休之裔孙。少俊敏，善属文。周显德初举进士，累迁历使府。开宝三年，自静难军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三迁至库部员外郎、知华州，同判灵州，再转司门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请辞职寻医，许之。溥博学善持论，详练台阁故事，多知唐朝氏族，与人谈亹癖然可听，号为"近世肉谱"，搢绅颇推重之。尤善笔札，人多藏尺牍。

弟洎，亦进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黄县令。父庆孙，申州团练判官，有诗名。常少好学，善属文。汉乾祐二年擢进士第，裁二十一，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周广顺中，宰相范质奏充集贤校理，出为郓州观察支使，历永兴军节度掌书记、伊阳令。显德四年，诣阙进策，召试，复授猗氏令，迁蔡州防御判官，复宰介休、魏县。开宝中，赵普为相，擢为著作佐郎。时任此官，惟常与杨徽之、李若拙、赵邻几四人，皆有名于时。常应举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又为《春兰赋》，颇存兴托。后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

子仲谋，字有开，雍熙中进士，有材干，历御史、东京留守推官、陕西转运，至兵部员外郎。仲谋集其父所为文成二十卷。

弟愉，周广顺中进士，与常齐名。

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彦升，库部员外郎。父鹏，秘书郎。准开宝中举进士，翰林学士李皞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皞用情取舍非当。太祖怒，召准覆试于便殿，见准形神伟茂，程试敏速，甚嘉之，以为宜首冠俊造，由是复擢准甲科，即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

八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俄奉使契丹，覆命称旨。明年，出知南平军，会改军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兴国四年，迁著作郎、通判梓州，转左拾遗。归朝，预修诸书。八年，同知贡举，出为河北转运使，岁余，以本官知制诰。雍熙中，加主客员外郎，复预知贡举，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迁金部郎中，罢知制诰。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赐钱百万。

准美风仪，善谈论，辞采清丽，莅官所至，皆有治声。卢多逊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门生黜免，左右无敢言者。准因奏事，盛言穆长者，有检操，常恶多逊专恣，固非其党也。上寤，未几，尽复穆旧官。时论以此称之。天禧三年，录其子大年试秘书省校书郎。

准从弟可观，金部郎中。族子郊、祁，并天圣二年进士甲科，别有传。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监察御史。开幼颖异，有胆勇。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出，开挥刃断二足指。

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隽。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贽大蒙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开宝六年举进士，补宋州司寇参军，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

会大举北征，开部送军粮，将至涿州，有契丹酋长领万骑与米信战，相持不解，俄遣使绐言求降，开谓信曰："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信迟疑不决。逾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师还，诣阙上书，愿从边军效死，太宗怜之，复授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粮畜，开为作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使入，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氏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人与一吏偕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赐开钱三十万。

淳化初，移知桂州。初，开在全州，有卒讼开，开即杖背黥面送阙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开下御史狱劾系，削二官，黜为复州团练副使，移滁州。复旧官，知环州。三年，移邠州。时调民辇送趋环、庆，己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诣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之。又知曹、邢二州。

世界新军事变革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三个阶段：

（一）产生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这场军事革命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早在二战期间，德国就开始积极研制火箭、导弹武器；1942年美国开始实施“曼哈顿工程”计划，于1945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1946年，由美国人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首先在军事领域出现；1955年，苏联设计了第一枚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洲际导弹，并于1957年用这枚导弹改造的多极火箭首次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这些新型军事技术群也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并愈来愈明显地改变着整个军事领域的面貌。

（二）展开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至21世纪二三十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使人们不仅看到了高技术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更直接感受到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因此，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等国对新军事革命的研究和讨论很快进入了高潮并成了国防机构等政府行为。

当美国率先推行新军事革命的时候，世界其它许多国家，如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也不甘落后。这些国家充分认识到新军事革命代表着未来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纷纷加快本国新军事改革的步伐，以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

2003年春的伊拉克战争，从武器装备、作战形式、部队编成都体显了现代战争的最新特点，实际上是美国新军事革命成果的全面检验；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必将对下一轮军事革命提出新的计划的任务，全世界也都被这场战争进一步惊醒并坚定地投入到这场新军事革命的行列中来。

（三）完成阶段（21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

当然，新军事革命是由机械化军事形态转化而来，需要经过多个发展阶段。两种军事形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存在一个并存、交替与过渡的时期。根据许多军事专家、未来学家的分析和预测，新的智能化军事形态估计要到21世纪中叶才可能完成。

孕育奠基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

全面展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

质变发展阶段，伊拉克战争至今。

秦国商鞅变法十年后的情况？

商鞅变法十年之后，效果已经非常明显，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百姓们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出现了很明显的治世。商鞅因为有功，被加封为大良造。在这个时候，商鞅突然做出了一个有点令人费解的决定——率军攻打魏国旧都安邑。安邑虽然已经不是魏国的都城，但作为旧都，繁华程度、城防强度是绝对不会差的。率军渡过黄河，长途奔袭一座坚城，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步臭棋。赢了你也守不住，毕竟魏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岂能容你占着旧都？而商鞅万一攻城受挫，因为隔着黄河，运粮难度也比较大，后勤不容易保证，秦军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由于秦军斩首就能获得爵位的，所以，秦军作战十分勇猛，迫降了安邑。但迫降安邑不久，秦军就撤退了。有人说，很可能是魏国反攻，秦军这才撤退，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孤军杀到黄河以东，四面受敌，是不可能守得住的，一旦魏军前来反攻，秦军为了保存实力而撤退，是很可能的。费了好大劲打下了安邑，但不久就又还了回去，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死守安邑，很可能会被魏军包了饺子，全军覆没。这步棋走得好像有点臭，看起来不像是商鞅的水平。

素来精明的商鞅，为什么会突然下了这么一步臭棋？真的是商鞅脑子突然抽风了吗？当然不是。商鞅的这次军事行动，是不能单纯从军事上来解读的。单纯从军事上来看，确实是徒无功，但从政治上来看，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商鞅颁布了新的一批法令，彻底在秦国境内废除了分封制，执行郡县制（后来秦始皇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做了这件事）。废分封，行郡县，说起来容易，可真正执行起来，绝对困难重重，一不留神还会把小命搭进去。道理说穿了也很简单：执行郡县制，就意味着要没收贵族手里的封地。这一下子就会触犯了所有贵族的利益啊，这些贵族在秦国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想动他们手里的蛋糕，他们怎么可能不反击？商鞅最后惨死的结局，也跟贵族势力的反扑有关，当然，那是后话了。因为贵族势力十分强大，所以，商鞅手里如果没有兵权，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即使有秦孝公作为靠山，也绝对难以推行郡县制，一不留神还容易死在这些贵族手里。商鞅聪明绝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商鞅的这次军事行动，攻下安邑，根本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把住兵权才是真正的目的。通过这次战斗，商鞅把住了兵权，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可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毕竟商鞅已经兵权在握，这种情况下正面对抗，只能自讨苦吃，所以，众贵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鞅没收自己的封地，哑巴吃黄连了。

解决了封地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商鞅还统一了度量衡（这个说法是不是很眼熟？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非常大的一个功绩，在秦始皇之前，商鞅是在秦国内部做过这事的），几年后，秦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周天子都把祭肉赏赐给了秦孝公以示礼遇，诸侯也都来朝贺。

商鞅变法，至此已经大功告成，但商鞅并不满足于此，他对秦国，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了变法强秦之外，还要为秦国收复失地。

1、秦国实力的增强，从战国初期的“七国最弱”变为战国后期的“七国最强”，为秦兼并六国统一打下坚 实的基础。

2、统治阶级的变化：打击了旧奴隶主旧贵族，使地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

3、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承认土地私有，使新兴地主崛起，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秦国逐渐形成。

4、政治制度的变化：建立县制，并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吏治理，分封制开始瓦解，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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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商君列传全文翻译

全文翻译：商君，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公孙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贤能，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

正赶上公叔座得了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说：“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

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公叔座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

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魏国。

惠王离开后，对随侍人员说：“公叔座的病很严重，真叫人伤心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公孙鞅掌管，难道不是糊涂了吗？”

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西去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孝公召见卫鞅，让他说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

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卫鞅。

卫鞅再见孝公时，把治国之道说的淋漓尽致，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卫鞅又一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友好，可是没任用他。

会见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啦。”

于是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跟他谈的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景监说：“您凭什么能合上大王的心意呢？我们国君高兴极了。”

卫鞅回答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原文：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

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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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作品鉴赏：

《商君列传》里，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倾注了太史公对其刻薄少恩所持的批评态度。

然而，商鞅变法却是我国历史上成功的一例。孝公当政，已进入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相互攻伐，斗争异常激烈，谁想立于不败之地，谁就得寻求自强的途径。

商鞅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三见孝公，说以强国之术，使孝公“不自知厀之前于席，语数日不厌。”君臣默契，奠定了变法成功的基础。

记述变法的矛盾冲突是本文一大特点。变法未行，就遭到守旧派的公然反对。商鞅与甘龙、杜挚面对面的斗争，其焦点就集中在“法古”、“循礼”还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冲突上；变法实行，众皆哗然，“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商鞅却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其法。变法十年，“秦民大悦”，“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家日益强盛。率师包围安邑，俘魏公子昂，迫使魏国割地迁都，亦是变法极富成效的佐证。

他悲剧的结局乃是与守旧派斗争的延续。与赵良一席谈话，其祸已萌，但商鞅终未采纳赵良言，受制于自己的变法，作茧自缚，以至车裂族灭，并非偶然。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译文：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商鞅打算变更法度，孝公欲从商鞅之言而变法，可是又怕天下议论他。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徒。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译文：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个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译文：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

从本文看，卫鞅变法成功原因之一是取信于民。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译文：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商鞅打算变更法度，孝公欲从商鞅之言而变法，可是又怕天下议论他。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徒。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译文：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个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译文：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