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谁最早发现了甲骨文？

“甲骨文之父” 1899年秋天，清代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设立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就是这个机构的最高主管者）王懿荣犯疟疾，请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张处方，其中一味药是“龙骨”。王懿荣马上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购药。药拿回家后，王懿荣无意间发现上面刻有非常古朴的文字，禁不住大吃一惊。王懿荣对金石学颇有造诣，经过认真研究，他初步断定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 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因这一纯属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王懿荣也因此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另一个版本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认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并非现在广为人知的山东人王懿荣，而是天津人王襄（1876年—1965年）。 李先登说：“我于1961年从北大毕业后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认识了天津市文史馆馆长、著名的甲骨文专家王襄先生。王襄先生多次向我仔细介绍殷墟甲骨文最初发现以及他和孟广慧（1867年—1939年）先生收藏和研究殷墟甲骨文的经过，并一再说解放后出现的王懿荣发疟疾时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李先登根据王襄的记述向人们展示了这些甲骨被发现及收藏的另一个传奇版本： 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以前，安阳小屯村农民在收花生时，偶然捡到一些甲骨，但大家都未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直到1898年，潍县古董商范寿轩在天津出售文物时，他告诉王襄，在河南出土了一些带字的古版。当时，正巧著名书法家孟广慧也在场，孟广慧判定这些“古版”可能是古代的简策，遂敦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第二年（1899年）秋，范寿轩从小屯村买回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孟广慧和王襄轻轻地拂去上面的灰尘，看到了甲骨上面的文字，惊叹不已，顿觉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来历非同寻常。但二人当时都不富裕，只能以甲骨上每个字一两银子的价格，小的则按块儿各收购了一些，其余甲骨，由范寿轩带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 后来，王襄开始了甲骨文研究，并著有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字典及《室殷契征征文》等专著，而孟广慧和王懿荣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李先登认为，王襄不仅认出了且系统地研究了甲骨文，“理应成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学术界早有争论 实际上，围绕着何时、谁最早发现甲骨文以及何人将其断定为商代遗物，学界早有争论。关于甲骨文发现的年代，归纳起来至少有1894年、1898年、1899年、1898年—1899年之间、1900年等几种说法。关于甲骨文发现者，大家提到的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

我国是谁最早发现甲骨文 我国文房四宝是什么宣纸

王懿荣

甲骨文是谁发现的。

甲骨文于1898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学者王懿荣所识别。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

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是王懿荣。

王懿（yì）荣（1845-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因见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发现甲骨文，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三为国子监祭酒。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投井死。

是甲骨文历史人物王懿荣发现的，他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

甲骨文是晚清王懿荣发现的。传说王懿荣因为生病，所以到门口的中药店买了一剂中药，刮开后是一块“龙骨”（古时候一种药材，是一种骨头），王懿荣在“龙骨”上发现了不大清晰的字体，于是开始在民间广为收集甲骨文。

我国是谁最早发现了甲骨文

津大书法家孟广慧

中新江苏网南京7月5日电：到底是谁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大部分人或许还对中学时代语文课本上那个清朝末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官员因为看病而偶然发现甲骨文的故事记忆犹新。可是，随着20片殷墟甲骨首上拍场，著名考古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此次拍卖的20片甲骨的最早收藏者——天津大书法家孟广慧，或许才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

“王氏发现说”有破绽

“王氏发现说”的完全版本是这样的：1899年秋天，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因患疟疾，到北京菜市口一家名叫达仁堂的老中药店抓药。回家后，王懿荣发现其中一味叫“龙骨”的药上刻有整齐而有规律的简单线条。精通金石学的王懿荣凭直觉感到这很可能是古文字，于是便派人将达仁堂的“龙骨”统统购买回来。不久，潍县的古董商范某又携十数片甲骨进京拜见王懿荣，也被王收购下来。之后，陆续又有古董商赵执斋携甲骨数百片来京，悉数为王所收购。

许多专家都对这个说法提出疑问。一是，菜市口在那个时期不曾有过达仁堂中药铺；二是，中药铺的“龙骨”向来捣碎才出售，何来整块“龙骨”？三是，当时中药铺只收购没字的光板“龙骨”，带字的压根儿不要，所以当时中间商收集到有字的甲骨时，只好自认晦气，要将字迹刮干净才能卖给药店。几乎和王懿荣同时代的金石大家王襄先生也证实，所谓王懿荣偶然发现甲骨文的说法不能成立，仅仅是传闻而已。

孟广慧最早发现甲骨文

李先登说，即使王懿荣在1899年偶然发现甲骨文确有其事的话，也有记载表明在这之前一年的1898年，就有人发现了甲骨文，并初步断定了它们的年代。这个人就是孟广慧。

据王襄在1935年发表的《室殷室》中记载，安阳殷墟小屯村农民早就在耕作中发现了带字的甲骨。这些甲骨文不但当地人不认识，连经常来小屯村收购文物的古董商也不予收购，直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潍县古董商范寿轩在天津出售古代文物时，拿着甲骨文向孟广慧和自己请教，孟广慧判定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促其前往收购。翌年(1899年)秋，范寿轩从小屯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以一字一两白银的价格约请自己和孟广慧前去挑选，但是两人均不富裕，所以只好尽力收购了其中一部分。其余甲骨，则被范寿轩带到北京王懿荣那里，王遂以一字2两白银的高价悉数购买收藏。

由此说来，王懿荣不但发现甲骨文在孟广慧之后，而且所购甲骨皆为孟广慧选剩之物。

清朝的一个叫叫李成的农民在掘土时发现了甲骨，但是他只把它当作药材卖进城里，称其为“龙骨”，后来因缘巧合之下，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生病吃药时发现了“龙骨”，凭着一个金石学家的直觉，他发现了“龙骨”的价值，并发现了上面的古文字，从而有了“甲骨文”一说。

可以说是李成让甲骨重见天日，而王懿荣则让甲骨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二人缺一不可。

清末大概在1900年左右（记不太清），一个叫王懿荣的官员在北平中药铺一味叫龙骨（其实是龟骨）的药材上，发现有些龙骨有刀刻的痕迹，怀疑是文字，经罗振玉多方追踪，得知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经多人收藏研究，如刘锷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个、董作宾、郭沫若等，确定是商代的占卜记录。

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是清朝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甲骨文最早在安阳小屯出土，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是古文字。从此才开始了对它的研究。

王懿荣

最早发现应是孟广彗而非王恣荣

清朝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历史不会忘记王懿荣的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是谁?

甲骨文于1898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学者王懿荣所识别。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

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甲骨文于1898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学者王懿荣所识别。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

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甲骨文于1898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所识别。

王懿荣

王懿荣

不知是不是故意的，王懿荣最多够得上对发现甲骨文有作用，因为他买了不少甲龟兽骨。但是肯定的说他对发现甲骨文是没有作用的。发现甲骨文的人是王襄和孟广惠，尤其王襄他不仅第一个发现甲骨文，还著有几篇研究专著（完全可以查阅）。这是毋容置疑铁的事实，但一沾天津的人和事，就会有不少地域狭隘人士，恨不得偷偷改头换面，或者干脆就造谣胡说八道。

王懿荣偶然发现甲骨文，商代文明得以重现天日

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

河南安阳的小村民，田间耕地时发件的

甲骨文是谁最早发现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2019年3月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新一波学术冲击。

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宗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

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

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

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

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文）。

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

最关键的是，他们既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

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

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

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

“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

《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